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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抽逃出資并轉讓股權的責任承擔

2019-3-12 11:13| 發布者: fuckkk' or upda | 來自: 人民司法

摘要: 公司出資法律規制是公司法理論與實踐長期重點關注的問題之一,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以下簡稱《公司法解釋三》)就此作出了規定,但是其中許多條款仍然值得推敲,如有限責任公司股東抽 ...
股東抽逃出資并轉讓股權的責任承擔

 公司出資法律規制是公司法理論與實踐長期重點關注的問題之一,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以下簡稱《公司法解釋三》)就此作出了規定,但是其中許多條款仍然值得推敲,如有限責任公司股東抽逃出資轉讓股權時的責任承擔問題。在有限責任公司股東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后轉讓股權,且受讓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情形,《公司法解釋三》第18條為公司和公司債權人創造了向轉讓股權的股東及其受讓人進行連帶追索的直接訴權。但有疑義的是,股東抽逃出資后進行股權轉讓的情形是否也適用該條規定?江蘇省南通市兩級人民法院審理的潤通公司訴仲翔、張宏明、特成公司案即涉及該問題。在本案例中,法院對《公司法解釋三》第18條進行了靈活解釋,認為抽逃出資股權轉讓也適用該條。這種解釋符合公司法修法的指導思想,主動、動態且務實地維護了公司、股東與債權人之間的利益平衡,也提示了《公司法解釋三》第18條的解釋方向。
 
一、從《公司法解釋三》的語義看第18條的文義解釋
 
《公司法解釋三》第18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東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即轉讓股權,受讓人對此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公司請求該股東履行出資義務、受讓人對此承擔連帶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公司債權人依照本規定第13條第2款向該股東提起訴訟,同時請求前述受讓人對此承擔連帶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受讓人根據前款規定承擔責任后,向該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的股東追償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但是,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對于什么叫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并沒有法定定義,學理上通常既使用未履行出資義務、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出資義務不適當履行,也使用瑕疵出資等概念,但是對于這些概念的具體含義實際上并無通行定義,只是從廣義上理解,上述概念均指股東出資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法律法規、公司章程或出資協議等。[①]而抽逃出資的法定含義則更為公司法所闕,實際上正是《公司法解釋三》才對抽逃出資進行了相對較為詳細的規定。[②]學理上也不認為“抽逃出資”是一個嚴格的法定概念,[③]而是一個由《公司法解釋三》第12條等構建的外延略有游移的概念形態,[④]泛指股東繳納出資后又以不法手段從公司取走出資的行為,[⑤]如不當抽取相應財產亦被認為是實質性抽逃出資。[⑥]
 
從文字來看,有限責任公司股東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即轉讓股權可以適用本條并無異議,但是從字面上看抽逃出資既不是未履行也不是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故而有限責任公司股東抽逃出資即轉讓股權的情形應當如何適用,從語義上很難遽然論定。但是,從語義的角度理解,抽逃出資至少可以被理解為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的一種表現形態。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編著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公司法解釋(三)、清算紀要理解與適用》指出:“按行為方式不同,股東違反出資義務的行為可表現為完全不履行、未完全履行和不適當履行三種形態。完全不履行是指股東根本未出資,具體包括拒絕出資、不能出資、虛假出資、抽逃出資。”[⑦]按照這種理解,似乎抽逃出資可以被認為是完全不履行出資義務,這就與未履行出資義務無甚差別。當然,如果從語義的角度看,抽逃出資被認為是未全面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出資義務也是沒有問題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抽逃出資也應當包括在本條涵攝范圍內。概念語義的模糊性屬于法律條文用語的外延游移問題,不應當因此影響抽逃出資情形中第18條之適用。
 
二、從《公司法解釋三》的體系結構看第18條的體系解釋
 
有學者認為,從體系上看,《公司法解釋三》總體上分為三個大的組成部分,第1條至第5條主要規定公司設立過程中的有關問題,第6條至第21條主要規定出資方式與出資責任,第22條至第28條主要規范股東資格確認。[⑧]詳細來看,第二部分第6條至第21條內部又可以分為幾個層次。第6條至第11條主要規定出資形態及其評估等事宜,從第12條開始著力規范抽逃出資、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問題。從第12條至第19條,《公司法解釋三》交替使用了抽逃出資、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兩組概念,前者主要為第12條、第14條,后者主要為第13條、第18條。第15條主要規范出資客觀貶值問題,第16條、第17條主要規范對瑕疵出資股東的權利限制,第19條規范訴訟時效,第16條、第17條、第19條同時使用了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和抽逃出資概念,而單獨隔出了第18條。
 
第12條是針對抽逃出資進行的定義規范,而其法律效果則體現在第14條。第13條規范的是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情形的法律責任,該法律責任與第14條抽逃出資的法律責任幾乎完全相同。從這個條文內容及其排列來看,《公司法解釋三》似乎意欲在第12條對抽逃出資進行定義規范之后,就第13條、第14條形成一個較小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和抽逃出資概念相互對照的二元體系。該二元對照體系的邏輯區分基礎是: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是出資義務有欠缺,而抽逃出資則是出資了又抽回。從行為模式上看兩者存在細微的區別,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的行為處于公司設立較早的階段,抽逃出資則處于出資后階段,屬于相對較晚的存續階段,兩者在邏輯上有繼起關系。但是由于兩者都造成了公司資本空洞,故此承擔了相同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就《公司法解釋三》答記者問指出:“由于抽逃出資導致的法律后果與未盡出資義務導致的法律后果基本相同,所以我們對抽逃出資的民事責任作了與未盡出資義務的民事責任基本相同的規定。”
 
這種體系結構的編排并不意味著第18條不應當包括抽逃出資。第13條、第14條的區分,只是從公司設立存續的發展進程看具有區分的邏輯意義,但是從法律效果角度看兩者又無區分。進一步看,除第18條外的第15至第19條,無論是在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亦或是抽逃出資的情形都是通用的。故而從邏輯一致性的角度看,第18條也應當是一個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和抽逃出資的通用性條款,而不是局限于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情形的個別條款。第18條的邏輯完整狀態應當是通用于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以及抽逃出資兩種情形,且對應第13條、第14條的訴權發起主體為公司、其他股東和債權人,其他股東以第18條為依據提起訴訟的也應當得到支持。“從這個一般原則來看,其他股東也應包括在第19條(按指修訂后之第18條)。”[⑨]因此,從體系結構的角度看,第18條應當是一個通用條款而非個別條款,而第18條在語言文字上缺少對抽逃出資的規范,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微小的法律漏洞。
 
三、從我國公司資本制度發展看第18條的目的解釋
 
公司資本制度是“公司法律制度的支柱”,[⑩]是“實現公司融資功能和分散投資風險功能的最核心的規則”,[11]公司資本“既是債權人的信賴利益基礎,同時也是公司運營的物質基礎和信用基礎”。[12]長期以來,我國公司法奉行強有力的法定資本制和較為嚴格的資本三原則,此后迭經修改。2006年的公司法修改對1994年公司法高強度法定資本制作出了大幅修改,且極大地降低了注冊資本最低限額,但是至少在理念和制度層面上,2006年公司法的基本出發點仍然是被修正和妥協后的法定資本制。這就意味著制定于2010年的《公司法解釋三》實際上仍然是在法定資本制的潛意識中被制定出來的,對《公司法解釋三》的解釋適用不能脫離這個基本定位。2013年公司法修改在公司資本制度領域進行了一次“大幅度撼動法定資本制的基石”[13]的改革,取消了對一般公司的資本分期與實繳、法定驗資、資本最低限額、首付出資比例、非貨幣出資比例等限制,轉而授權股東認繳與公司意思自治。2013年公司法修改“幾乎全部集中在資本形成規則”,[14]表現出明顯的對資本法定的修正和向授權方向發展的態勢。[15]相應地,頒行于2013年公司法修改之前的公司法解釋也必須作出對應的修改。《公司法解釋三》即進行了調整,但是其實質性修改只體現在第12條和刪除原第15條,并進行了相應次序的調整,其他并無實質性變化。
 
從這個發展過程看,學者們認為《公司法解釋三》充滿著強烈的“管制主義”傾向和“資本焦慮”氛圍[16]的觀點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從最高人民法院就《公司法解釋三》答記者問來看,本解釋的制定者毫不諱言對公司資本充實的追求。“解釋三的發布實施可以產生如下效果:……促使公司資本的穩定與維持,為與公司交易的第三人的利益提供保障。”[17]“出資義務是股東對公司最基本的義務,股東未盡出資義務既損害公司利益,也損害公司債權人的利益,督促股東全面履行出資義務是本解釋(三)的一個重要任務。”“所有這些都指向一個價值理念,即維護與強化公司資本信用的法律價值,使公司資本信用的價值理念進一步為司法所推崇。” [18]盡管2013年公司法修改對公司資本制度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改,但是公司法理論和實務界均認為修改后公司法出于對債權人利益保護而對資本充實的追求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19]基于債權人保護與股東有限責任(公司資本充實)一體兩面、此消彼長的基本性質,放松對股東出資的管制必然在另一個層面上帶來對債權人利益的傾斜關注和對公司資本充實的強烈要求,在2006年公司法修改大幅松綁高強度法定資本制之后,《公司法解釋三》即增加大量連帶責任即為著例。2013年放寬資本管制的公司資本制度改革并不意味著放棄對公司資本充實的追求,[20]只是增強了公司、股東與債權人博弈的復雜性。具體來說,這將使得此前股東、公司、債權人之間以法定出資及其到位為階段性博弈焦點的狀態發展成為以公司資產及其運營全程覆蓋的長期性博弈。由于對一般公司而言,2013年公司法修改采取了“放任自流”[21]的態度,也就意味著公司資本數額將不再是一個靜止的實定數額,而呈現一種動態的進程,公司追繳或催收資本的復雜程度將會加強,法理基礎也將發生微調。“公司催收資本依據的是合同,而追繳股東出資不實糾紛是基于股東虛假出資或者抽逃出資等侵權行為,兩類案件的法律事實和法律關系基礎不一樣,在審理案件時應注意區分。”[22]相應地,與公司章程相比,股東出資協議有關出資的規定的重要性將上升,公司高管也將因此對催收資本負勤勉義務,債權人對公司資產、經營的警醒與動態把握的重要性也上升了。
 
由此可見,公司資本充實是貫穿公司法發展改革進程的基本原則,對此原則只能妥協、不會放棄。無論是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亦或是抽逃出資,其對公司資本的侵蝕和造成資本空洞的后果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從解釋上進行目的性擴張,認可第18條同時適用于抽逃出資的場合是合理的和妥當的。且第18條也并沒有將連帶責任推廣適用于所有的股權受讓人,而只是適用于知道或應當知道的受讓人。此時的受讓人明顯出于惡意或重大過失,承擔連帶責任是妥當的。[23]在原股東未出資或未履行出資義務即轉讓股權的情形,知道或應當知道的受讓人出于惡意或重大過失,應當與轉讓人承擔連帶責任。在抽逃出資的情形,知道或應當知道的受讓人出于惡意或重大過失,與轉讓人承擔連帶責任,與前述情形并無區別對待之必要。實際上學界對第18條的擴張解釋走得更遠,甚至認可該條對部分股份有限公司的適用,[24]這也從側方面印證了第18條應當作為第16條至第19條連貫性、通用性條文序列,并同時適用于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與抽逃出資兩種情形的妥當性與合理性。
 
誠然,與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的情形相比較,抽逃出資的隱蔽性更強、更復雜,被發現的可能性更小,前者更容易通過簡單查閱公開文件或淺表調查知悉,而后者則往往需要深入了解公司的賬目、經營等實況后才能得出結論。因此,抽逃出資在行為上確實可能與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情形相比較存在特殊之處,但是這種特殊之處并不妨礙要求股權受讓人承擔連帶責任。因為對于淺表性的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即轉讓股權情形尚且要求明知或應當知道的股權受讓人承擔連帶責任,舉輕以明重,抽逃出資即轉讓股權情形中,明知或應當知道的股權受讓人承擔連帶責任,從法理上看并無問題,對公司、其他股東和債權人的保護也更加周到細致和完整。當然,對于受讓有限責任公司股權的新股東來說,這確實提高了注意水準,尤其是應當知道情形的注意義務水準,新股東應當盡量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或委托律師、會計師進行盡職調查。對于抽逃出資隱蔽程度的判斷也是與知道或應當知道的判斷標準相適應的,如抽逃出資的行為極度隱蔽以致于極難發現,這就同時構成受讓人不應當知道。如果受讓人為善意,那么為維護交易之便利,受讓人對于瑕疵出資不承擔彌補責任。對知道或應當知道的證據證明力與證明程度,在司法實踐中應當由法官靈活掌握,不宜過分加大受讓人的舉證強度。
 
四、從商法的特殊性看第18條的擴大解釋
 
公司法作為商法的重要組成部門,與民法存在著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適用關系,但是公司法本身又具有特殊性。公司法不同于傳統民法的特點之一是,公司法在屬于行為法和裁判法的同時還是組織架構法,這意味著公司法具有面向將來發展的開放性、開拓性和建構性特征,可以超脫出傳統的民法基礎理論基本格局而實現創新性規定。“股東出資契約及其責任構造不斷游離在公司法與合同法之間,游離在商法與普通私法之間,呈現出一種特別樣態。”[25]在以民法思想解釋公司法問題時,必須充分認識和評估商法特殊性的價值和意義,相應地,應當允許和鼓勵對民法思維進行適度修正或直接進行創新性商事思維。公司及其運營在本質上體現著股東、公司和債權人三方面的利益平衡,既不能拋棄債權人的利益單純調整股東與公司之間的關系,當然也不能為了維護債權人的利益要求股東做出無謂的犧牲。因此,公司法的解釋基點是維護股東、公司、債權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對其把握,應體現適度的務實性、創造性和能動性。實際上,商法理論和實踐的發展中確實不斷體現著對民法基本原理、精神和具體規定的突破,比如《公司法解釋三》債權人越過公司對股東的訴權,在很多方面突破了合同法代位權的規范,而《公司法解釋三》中大量存在的連帶責任,從純粹民法的角度來看也是很難解釋的,但是從營商環境的現實與凈化的角度看,這種連帶責任又是合理的。
 
就公司、債權人、轉讓股權的原股東、受讓股權的新股東之間的關系而言,原股東與新股東之間的股權受讓關系不僅具有交易契約性,同時具有組織建構性;不僅涉及前后手股東之間的利益更替,更涉及公司以及間接涉及公司債權人的利益。為了合理調整這種利益關系,《公司法解釋三》借鑒德意立法,設計了前后手股東之間的連帶責任,且不論股權經歷了幾次轉讓,“轉讓股東之后手所有通過股權受讓取得股權的股東”都將承擔被連帶追索的責任。[26]這種連帶法律責任在《公司法解釋三》中體現得淋漓盡致,而鑒于連帶責任的負擔性,在民法中連帶責任的應用通常不會如此廣泛。因此有學者擔憂《公司法解釋三》中大量的連帶責任是否影響交易安全,且其理論基礎缺乏嚴密論證。[27]實際上,把第18條擴大適用于抽逃出資情形及其解釋,正體現了商法的特殊性、獨立性和建構性。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也明確指出:“人民法院在審理涉及公司法資本制度的案件時,可以基于公司法基本原理與公司法修改的指導精神,對于《公司法解釋三》的相關條文作出適度和合理的解釋。”[28]
 
實際上,出于特定的司法政策和目的,對公司法進行擴張解釋,正是公司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公司法解釋三》的基本精神是通過連帶責任強化對公司、其他守約股東和債權人的利益進行更加嚴密的法律保護,進而維持和凈化誠信合理的營商環境和秩序。修改前的《公司法解釋三》原第15條甚至提出代墊資金的第三人承擔連帶責任的觀點,這與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抽逃出資等情形當事人承擔連帶責任的立場出于一轍。至于這種連帶責任的法律基礎是合同違約、欺詐、債務擔保、債務加入、侵權,亦或是商法上的特殊規則,可以留待學理上進行探討。商法的本質是建構的、開放的、務實的和動態的。
 
綜上,對于《公司法解釋三》第18條的解釋,應當理解為可以同時適用于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以及抽逃出資的情形較為妥當。江蘇省南通市兩級法院的判決具有相當的靈活性,而這也正是商法特性的微觀體現。
 
注釋
[①]蔣大興:《公司法的展開與評判——方法·判例·制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頁。
[②]劉燕:“重構‘禁止抽逃出資’規則的公司法理基礎”,載《中國法學》2015年第4期。
[③]鄒海林:“我國司法實務應對公司注冊資本制度改革的路徑選擇”,載《法律適用》2014年第5期。
[④]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公司法解釋(三)、清算紀要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頁。
[⑤]馮靜:“抽逃出資民事責任的性質及認定”,載《法學》2015年第6期。
[⑥]曲天明、解魯:“股東實質性抽逃出資行為認定的裁判規則——以青島森田金屬公司訴日本SAN-R股東出資糾紛案為例”,載《法律適用》2018年第4期。
[⑦]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公司法解釋(三)、清算紀要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頁。
[⑧]虞正平、趙旭東、王涌、劉斌、岳洋等:“‘切問近思’青年論壇之一:〈公司法〉解釋(三)相關問題探討”,載《研究生法學》2011年第4期。
[⑨]虞正平、趙旭東、王涌、劉斌、岳洋等:“‘切問近思’青年論壇之一:〈公司法〉解釋(三)相關問題探討”,載《研究生法學》2011年第4期。
[⑩]趙旭東:“認繳資本制下的股東有限責任——兼論虛報資本、虛假出資和抽逃出資行為的認定”,載《法律適用》2014年第11期。
[11]龔鵬程、臧公慶:“論我國公司資本制度改革的法律邏輯及問題應對”,載《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10期。
[12]馮果:“論公司資本三原則理論的時代局限”,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3期。
[13]龔鵬程、臧公慶:“論我國公司資本制度改革的法律邏輯及問題應對”,載《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10期。
[14]杜軍:“公司資本制度的原理、演進與司法新課題”,載《法律適用》2014年第11期。
[15]王東敏:“公司法資本制度修改對幾類民商事案件的影響”,載《人民司法》2014年第5期。
[16]虞正平、趙旭東、王涌、劉斌、岳洋等:“‘切問近思’青年論壇之一:〈公司法〉解釋(三)相關問題探討”,載《研究生法學》2011年第4期。
 [17]宋曉明、張勇健、杜軍:“《關于適用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的理解與適用”,載《人民司法》2011年第5期。.
[18]虞正平、趙旭東、王涌、劉斌、岳洋等:“‘切問近思’青年論壇之一:〈公司法〉解釋(三)相關問題探討”,載《研究生法學》2011年第4期。
[19]段曉娟:“資本制度改革后債權人保護機制之完善”,載《人民司法》2016年第22期。
[20]俞巍、陳克:“公司資本登記制度改革后股東責任適法思路的變與不變”,載《法律適用》2014年第11期。
[21]龔鵬程、臧公慶:“論我國公司資本制度改革的法律邏輯及問題應對”,載《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10期。
[22]王東敏:“公司法資本制度修改對幾類民商事案件的影響”,載《人民司法》2014年第5期。
[23]劉俊海:《現代公司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11頁。
[24]肖海軍:“論瑕疵出資股權轉讓后承擔補充清償之主體范圍——評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19條第1款”,載《法商研究》2012年第4期。
[25]蔣大興:“合同法的局限:資本認繳制下的責任約束——股東私人出資承諾之公開履行”,載《現代法學》2015年第9期。
[26]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公司法解釋(三)、清算紀要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版,第288-289頁。
[27]虞正平、趙旭東、王涌、劉斌、岳洋等:“‘切問近思’青年論壇之一:〈公司法〉解釋(三)相關問題探討”,載《研究生法學》2011年第4期。
[28]王東敏:“公司法資本制度修改對幾類民商事案件的影響”,載《人民司法》2014年第5期。

來源:人民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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